拿起林清玄的一本散文集和余秋雨的《山居笔记》交叉着看几篇以远离喧嚣的尘世。
然而不能，刚刚传导而来的闲言碎语让我怎么也静不下心来进入读书的状态，此种境况，我还是第一次。
转过来，对着余秋雨《山居笔记》上的“新版”两字呆看了半晌，亦未悟出些许道理来。
按余秋雨先生的自序释解，“新版”云云主要是对文化盗贼的一种特意的抵制和取笑，以使“文明和邪恶不可混淆，历史和法律不容侮弄。”
想来，连余秋雨先生这样的如日中天的中国当代文坛上的大家都作如是说，或曰疾恶如仇，用如椽之笔作匕首投掷状，于我们这些平平庸庸的平常人又能若何?按照余先生的文说，那苏东坡的文化突围在人生流放途中可能亦另当别论了。
然而，苏东坡在被恶贬以后，确实在苏州写出了《念奴娇赤壁怀古》和前、后《赤壁赋》那些脍炙人口的诗文，这位中国历史上的大文豪当时亦正踽踽地踱向知天命的年令。
思如斯，心头亦稍稍有些释怀，然而于静默中国学大师启功的影像偏又不合时宜地闪了出来，先生在对待文化盗贼的处理方式上与余先生相比是大相径庭的。
众所周知，启功先生是当代中国著名教育家、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家、古典文献学家、语言文字学家、书画家、文物鉴定家、诗人……其在文坛上的名头不可谓不大。
我是启功先生的崇拜者，其内涵丰富的学术著作和精美绝伦的书画作品让人品之若饴，睹之神爽，仰之弥高。启功先生是一座山巍峨地立在那儿。
然而启功先生在谈及其书画之作的赝品时语调是舒缓的，而且从不和仿作者较真，称别人那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谋生手段，有好事者将一副作品拿给先生让其指辩真伪以作抨击，而先生却言及其它不去正面作答，好事者于愕然中姗姗而退。
如是，这当是做大师的另一种境界了。
如此的联想，我的脑海里亦觉有些糊里糊涂。于我等，即使想模仿，又有几多能力能将先生的作品仿作出万分之一二?
想到刚读过不久的林清玄的散文《无关风月》的开头语：对压伤了的芦苇，不要折断;对点残了的蜡烛，不要吹灭。
想到林清玄《温一壶月光下酒》中的喝酒的哲学，这位散文大家将饮酒分作上中下三乘：一堆人吆五喝六杯盘狼籍为下乘;三五好友，一堆花生闲啜慢饮为中乘;一人独酌，举杯向月为上乘。
“花间一壶酒，独酌无相亲。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”，这便是一种至臻的境界了。
世事维艰，生生不息生活着的常人又有几个能登上生存着的思辩者的巅峰?荣辱皆忘，处变不惊，与世无争，以一颗平常心待平常人，处平常事，清清爽爽地活着，多好。
然而，那种平常心的平常化境也是颇难觅得到的，大概须有坐禅的功夫才有可能。如常，偶尔会见到一两个醉酒者，其形态各异，有时亦会让观者忍俊不禁，由是想到俗语借酒浇愁类，其实，醉酒本来就是一种错误。用醉酒来消解思绪别愁，则是在用错误的方式错误的处罚自己。
但那世上醉酒者却比比皆是。
有一段流传甚广的对话，清华、北大和北师大的三个学生一起聊天，清华的一个学生说：清华培养了许多优秀人物，出了不少中央领导。北大的那个学生说：真了不起，我们北大没有出这么多领导，只出了一位杰出的图书管理员——毛泽东。北师大的同学跟着说：我们学校没有出这么杰出的图书管理员，只是出了这位管理员的老师。(查阅资料，毛泽东的老师当指北师大汉语言文学系黎锦熙教授。)
听者会否莞而一笑。不同的学府，不同的环境，不同的思维，话中的世俗性、功利性以及偏倚性却是显而易见的。
平平静静、平平淡淡、平凡而又庸常的生活就这样过着，浑沌的现世中，功利性在颐指气使，人失去的是太多的自我。
一堆人在磕瓜子。地上本没有壳，磕的人多了，也便全都是壳。
一群人在爬山。世上本没有目标，漫无目的的弯路走得多了，也便就设计出一个目标。
一拨人在购物。场间本没有选择，围拢的人多了，也便全都是挑三拣四者。
一伙人在论道。世上本没有道可道，冥想的人多了，也便使道所成为道。
然而人类的上帝是人类自己，造物主和救世主同存同住，沙滩上的物迹是被海潮抹掉的，人生的足迹是由时间冲走的。
杂沓的思绪于纷乱中稍觉清晰。于人生，贵在认知自我，并从“小我”中淡出。生命无常，生存是个变数，生活着的一己何苦去计较什么子虚无有以及闲言碎语，管顾去走自己的路，过好每一天，以享受生活着的快乐和幸福……我翻开《山居笔记》的“乡关何处”篇，专注地读下去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