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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宋·张载简介

北宋·张载 张载(1020年—1077年),字子厚,凤翔郿县(今陕西眉县)横渠镇人,北宋思想家、教育家、理学创始人之一。世称横渠先生,尊称张子,封先贤,奉祀孔庙西庑第38位。其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的名言被当代哲学家冯友兰称作“横渠四句”,因其言简意宏,历代传颂不衰。宋神宗熙宁十年(1077年),返家途中病逝于临潼,年58岁。张载与周敦颐、邵雍、程颐、程颢合称“北宋五子”,有《正蒙》、《横渠易说》等著述留世。 ...〔► 北宋·张载的诗文(1篇)

主要成就

  创立关学

  “关学”是由张载创立,以其弟子及南宋、元、明、清诸代传承者人士为主体,教学及学术传播以关中为基地而形成的儒学重要学派,与宋代二程的洛学、周敦颐的濓学、王安石的新学、朱熹的闽学齐名,共同构成了宋代儒学的主流。

  张载认为生在世上,就要尊顺天意,立天、立地、立人,做到诚意、正心、格物、致知、明理、修身、齐家,治国平天下,努力达到圣贤境界。关学的主旨,集中的体现在被当代哲学家冯友兰概括的横渠四句中: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。

  关洛濓闽新诸学派皆根源于《易经》和孔孟、在发展过程中互相吸收、融合又互有批评、创新,包括对佛学的批评和吸收,这是整个儒学史的一个共性特点,但在本体论、认识论、辩证法、和谐论和教育见解等方面关学又独具个性。

  一.气本论——太虚即气与气化万物。

  宇宙和世界的本原,始基是物质还是精神,历来是哲学的最基本的问题,也是每个哲学家必须回答的问题。中国古代哲学家对这个问题的答案,大致可分为两类:一是,认为“心”或“理”为宇宙本原;二是,气为本原。张载认为,“气”或“元气”是人和万物产生的最高体系和最初始基。这“一气”或“元气”,包含了阴阳二气的对立依存,相反相成,升降互变的关系,在这种关系的交互运动中产生了人和万物。可以说张载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史上最杰出的代表。

  张载继承和发展古代“太虚”的范畴,并对它加以改造和扬弃,用来表示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和物质运动基本状态,提出了“太虚即气”、“气为本体”、“气化万物”的唯物主义宇宙观。同时论证了气无生灭的物质永恒论。从张载开始,古人关于物质世界的认识的理论达到了系统化。

  张载认为:宇宙的本体,万物的始基是气,一切万物都是由气化而来的,形态万千的万物,都是气的不同表现形态。不论聚为有象的“有”还是散为无形的“无”,究其实质,都是有,不是“无”,所说“太虚即气,则无无。”因为物质的气作为宇宙本体,只有存在形式的不同变化,不是物质本身的消灭和化为无有了,气是永恒存在的。如此,张载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和物质的永恒性思想,是古典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最高成果。

  二.辩证法——一物两体,动必有机。

  关学在“太虚即气”的元气本体论基础上,对宇宙万物的矛盾运动,发展变化及其规律,以及解决矛盾的方法等做出了说明,许多见解相当深刻、精辟。

  张载认为,气的本然状态是无形的太虚,气的基本特性是运动与静止,充满宇宙浑沌无间的太虚之气,是在不断进行“郁蒸凝聚、健顺动止”等不同形式的变化。万物的生死,动静的改变,都是气的万殊变化的体现和变化的结果。太虚之气之所以能不断地运动变化,是因为太虚之气是阴阳之二气的合和体。太虚是阴阳未分的浑沌状态,也称之为元极。阴阳分化为太极,无极而太极,太极生两仪——阴与阳。阴阳交互变化而生万物。太虚之气包涵着阴气与阳气两个矛盾的方面。阳气的特性是清、浮、升、动;阴气的特性是浊、沉、降、静。阴阳二气处同一个统一体中,既相互对立,相互斗争,相互激荡,又相互联系,相互依存,相互渗透,相互生发。所谓“独阳不生,孤阴不长”。阴阳二气的这种关系的运动变化,是万物运动变化的根本原因和动力。

  三.认识论——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。

  在认识论上,关学提出了“闻见之知”与“德性之知”两个概念。这是中国古典哲学关于认识和知识理论的一个创举。张载认为:人的知识是由耳目鼻舌身等感官接触外界事物而获得,即为“闻见之知”。但仅只闻见之知,并不能全面认识天下有形有象之事物,更不能穷尽无形的天下事物之理。要穷理尽性,必须有一种比闻见之知更广泛、更深刻的知识,就是“德性之知”。人的认识过程分为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两个阶段,即所谓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。张载进一步认为,只有德性之知才为真知,才能反映万物的本性本质,“诚明所知,乃天德良知,非见闻小知而已。”(《正蒙·诚明篇》)。在探讨人的认识来源时,已经看到了感性与理性,有限与无限,相对与绝对,现象与本质的辩证关系,并作了精辟的论述,从而对中国古代认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。

  四.人性论——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。

  张载总结了先秦以来的人性论,吸取了各家学说的优点和长处,创立了关学具有特色的人性学说。

  关学认为,人和万物都是由“气”产生和构成的。因为气有清浊、精粗、明昏、偏全、厚薄的不同,便产生了千差万别的物和人,所以,气的本性就是人和万物的本性。据此,可以肯定人和万物都是有性,而且人和万物的本性,同出于“太虚之气”。因此,性是永恒存在的,先天之性本源是纯善纯清纯洁的,但人生下来之后,具有不同的身体条件、生理特点、家庭环境和自然环境。这些外在因素与人与生俱来,先天秉赋的天地之性结合,交互作用和影响而形成的后天之性,就是“气质之性”。气质之性中有善有恶,有清有浊,从而决定了人性具有千差万别,这样,张载创立了人性二元论。

  天地之性诚明至善,是善的来源,而气质之性有善有恶,是恶的来源,是人欲的体现。至此,关学对于争论了一千多年的性善与性恶论,给了一个总结性的合理解释。人犯错误,作恶了,是气质之性中的恶性,人要成为圣贤君子,必须变化气质之性,去掉气质之性的遮蔽,回归和彰显天地之性。变化气质之性的方法,途径是接受教育,学习礼义道德,养气集义。“养浩然之气须是集义,集义然后可以养浩然之气……义者,克己也。”集义犹言积善也。通过积善,克己,而且坚持不懈,才能不断变化气质,获得正直刚大的浩然正气,从而达到圣贤君子的境界。关学天地之性,气质之性的学说,既为人性善恶找到了合理的解释,又为天理、人欲之辨供了理论依据,是对中国古代人性论的重要贡献。朱熹称赞张载的人性论是“极有功于圣门,有利于后学……,前此未曾有人说到此”。(《朱子类语》)

  五.太极学说——穷究《易》理,辩证之探。

  《周易》作为群经之首,“大道之源”,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。北宋诸子将《周易》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。张载《横渠易说》传世,其研究具有显著特点,关于辩证法的思想,内容丰富,论证全面,寓意深刻,理论精确,是中国古代一位辩证法大师。

  ①长于《周易》义理的发掘。作为现实的人生修养,参与社会变革的理论武器和信仰原则。他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。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的志向和试验井田,渐变改革的政治主张,皆源于《周易》的义理和智慧。

  ②首次提出“自然易”与“书易”的概念,划清了研究中主观对客观的界限,自然实在与图文表述的界限。

  ③对《周易》中“无极而太极”、“太极与阴阳”、“一生二、二生三、三生万物”等关于宇宙本体论的太极学说创立新见。提出“太虚即气”“气有阴阳,推行有渐为化,合一不测为神”及气之为物,有幽明之别等重要概念。就是说,气做为最基本的物质,或聚或散,而以不同形态存在,幽则人的感官不能直接感觉,明则耳目能见(《正蒙·太和篇》)。从而理清了宇宙物质性与佛道“空”、“无”诸概念的界限。

  ④对《周易》辩证法有新的发展。张载在描述事物矛盾运动一般过程时,提出“有象斯有对,对必反其为;有反斯有仇,仇必和解”的著名论断,他认为万事万物皆由阴阳两个对立方面而构成,这两个方面既对立,又相互依存,相互作用,阴阳消长,刚柔相济。最后的结果是“和”与统一。“和”是事物诸多因素,不同对立面之间的多样性的统一,而不是单一的。相同的事物的简单相加和重复。

  教育思想

  张载一生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著书立说,教书育人上。他继承和发挥了孔子教育思想,在关中兴教,使“关学”大盛,以德育人,使学者辈出,关中民风为之一变。

  张载关学教育思想,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:

  一、以德育人,变化气质,求为圣人。

  张载认为,人的本然之性,即天地之性,无不善,只是由于气质之性的蔽障,阻塞而有不善。为了使人为善,就必须通过教育、学习、变化气质,返本为善,从而成为有道德的人。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达到圣人境界。

  二、幼而教之,长而学之。

  张载对于教育理论的研究极为重视,有独到之见。认为对人的教育要从早抓起,实行胎教,“幼而教之,长而学之。”注意儿童心理,创造良好的环境,发展儿童天性,从小就培养儿童的良好习惯和道德行为,长大继续学习,使之强化,最终造就有用之才(《张子语录》)。强调早期的教育和继续教育,是张载关学教育思想的又一特色。

  三、立志向学,勤勉不息。

  张载认为“志”是教育的大前提,一个人求知为学,为人做官,都必须“立其志”,“正其志”,“人若志趣不远,心不在焉,虽学无成”。有了志向目标,就要孜孜不倦,勤勉不息,达到目标,实现理想。(《经学理窟》、《正蒙·至当篇》)

  四、循序渐进,博学精思。

  张载对学习方法也进行了深入研究。他认为学习求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“有序”过程。既不能停止间断,又不能急于求成,躐等而教。老师应循序而教,学生应循序而学。他还认为,求学的渐进过程积累功夫,应当以“三年为期”,学者自朝至昼至夜为三节,每天勤学苦读,由日积月,期月成年,至三年事大纲惯熟,经过这样的渐进功夫,学习方可有成。学有所成,还必须博学精思。(《经学理窟》)

  五、学贵心悟,去疑求新。

  关于读书方法,张载强调:人思考的主要器官是“心”,为了思之精,察之微,就要使心常在,常存,心思有疑释之,去之,便会获得新的知识,认识新的义理。所以,他力倡“学贵心悟,守旧无功”的学问之法及求知精神(《张子语录》)。张载对读书求知方法论述要点概括为:用心、熟读、精思、经常、不懈、去疑、求新、勿助、勿长、讲论、开塞、实作、实行等。张载关于读书求知方法的论述,得到后世学者的反复评价。如朱熹《近思录卷三》所说:“此论甚当,若不濯去旧见何处新所意来。”

  六、启发诱导,因材施教。

  张载作为一个杰出而成功的伟大教育家,对教学原则和教育规律有独到而深刻的论述。张载主张在教学的实际过程中,教师要循循善诱,启发引导学生的求知意识,学习兴趣。同时,要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,接受能力,因材施教,满足各类学生的不同需求,从而达到教学目标。关学倡导的具体教学方法主要有:

  ①“叩其两端”法。这是对子孔子实行教学方法的继承和发展。即从正反面来讲解,或从起因和结果两头入手分析问题,使学生理解问题的正确答案。“有不知则有知,无不知则无知,是以鄙夫有问,仲尼竭两端而空空”。

  ②“扣钟法”。张载在阐释《礼记·学记》中“善待问者如撞钟,叩之以小者则小鸣,叩之以大者则大鸣,待其从容。然后尽其声。不善答问者反此,此皆进学之道也。”这段话是说:“洪钟未尝有声,由扣乃有声;圣人未尝有知,由问乃知,当其可,乘其间而施之,不待彼有求有为后教之也。”(《正蒙·中正篇》)。

  ③“时雨法”。张载认为,对人的教育如同“时雨之化”,适时而教,当可而告,及时答问,方可收到良好的效果。

  ④“不待讲论法”。张载认为。有些知识,不须讲论,一问便知,知而明之则可,故“不待讲论”,“更不须讲”。他说:“圣人于文章不讲而学,盖讲者有可否之疑,须问辨而后明,学者有所不知,问而知之,则可否自决,不待讲论。意思是问而知之,可否之疑。自己决断,不要受老师可否的影响,自己决定是非取舍,发挥学生的主体意识,这也是启发诱导的一个重要的方法。

  七、虚心求知,择善而从。

  张载认为,学习求知,必须虚心,虚心方能接纳百物,汇合各种知识,进入神明之境。虚心就是不以己有之知存于心中,干扰接纳新知,所以“虚心”就是“静心”,“一静”。张载说:“天地以虚为德、至善者虚也。虚者天地之祖,天地从虚中来。”(《张子语录》)。“静者善之本,虚者静之本,静犹对动,虚则至一”。“与天同源谓之虚,须行事实故谓之实”。“天地之道无非以至虚为实,人须于虚中求出实。圣人虚之至,故择善自精”。(《张子语录》)。张载主张,人求学问,必须去除“意、必,固、我”,达到至诚,存德,虚静。要向各种人物学习,不耻下问,择善而从。

  八、学贵有用,道济天下。

  张载认为,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人变化气质而成为圣贤。教育必须注重道济天下,利济众生。教育学生做一个对天下,对人民有用的人。所以特别强调“学贵有用”、“经世致用”、“笃行践履”,反对空知不行,学而不用,坐而论道、这是关学学风的突出特点和优点。张载认为,圣人之学就是为排除国家民族之忧患而立,圣人如果不以国家人民为忧患,圣人也是没用的。

  自然科学

  北宋是中国君主专制社会历史中一个特色鲜明的朝代,思想及学术相对自由,儒家、道家及佛教的发展和研究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。同时,传统工商业、自然科学发明创造也空前活跃。[9] 张载不仅在儒学和《周易》研究中独树一帜,贡献卓绝,在自然科学研究上也成绩斐然。

  一、突破地心说。

  “恒星不动,纯系乎天……日月,五星逆天而行,并乎地者也……间有缓速不齐者,七政之性殊也。”它突破了远古以来的地心说,把天看作是一个以恒星为中心的,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诸星及地球,“运旋不穷”的整体,这在人对宇宙的认识上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。

  二、天体运行说。

  关学认为“动必有机,动非自外”。张载指出:日、月、星、辰(称之为“七政、七曜”)等天体各有自己的运动规律,其运动的速缓升降皆取于自身的机制,而非外力使然。

  三、天体左旋右旋说。

  张载明确指出:日月星辰顺着天体左旋,只是旋转稍微迟缓一点,肉眼观察起来似乎向右旋转了,左旋右旋其实是相对的,讲的是地球自转与其它天体公转的相对关系。他进一步指出,每天日行一度,月行十三度,故月“右行最速”而“日右行虽缓”。阐述虽不精确,但已是了不起的进步。

  四、以气化论解释天文历算地理现象。

  如“日质本阴,月质本阳,故朔望之际精魄反交,则自为之食矣”。就是说,在月朔时,月精对日发生作用,产生日食。在月望时,日精对月发生作用,产生月食。按照这种理论,还较合理地解释了四时更迭,寒暑往来,潮汐涨落,风云雷霆,霜雪雨露等自然现象。

人物生平

  宋天禧四年(1020年),张载出生于长安(今西安)。其名出自《周易·坤卦》:“厚德载物”。

  张载从小天资聪明,十岁时随外傅学习,就表现出不同常人的品格,“志气不群,知虚奉父命”。少年丧父,使他成熟较早。当时西夏经常侵扰宋朝西部边境,宋廷向西夏“赐”绢、银和茶叶等大量物资,以换得边境和平。这些国家大事对“少喜谈兵”的张载刺激极大,宋仁宗庆历元年(1041年),张载年近21岁时,写成《边议九条》,向当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、主持西北防务的范仲淹上书,陈述自己的见解和意见,打算联合焦寅(陕西永寿人,精兵述)组织民团去夺回被西夏侵占的洮西失地,为国家建功立业,博取功名。

  宋仁宗康定元年至庆历二年(1040年—1042年),范仲淹知永兴军、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、兼知延州(今延安),在延州军府召见了这位志向远大的儒生。张载谈论军事边防,保卫家乡,收复失地的志向得到了范仲淹的热情赞扬,但范仲淹说:“儒者自有名教,何事于兵?认为张载可成大器,劝他作为儒生一定可成大器,不须去研究军事,勉励他去读《中庸》,在儒学上下功夫。

  张载听从了范仲淹的劝告,回家刻苦攻读《中庸》,仍感不满意。于是遍读佛学、道家之书,觉得这些书籍都不能实现自己的宏伟抱负,又回到儒家学说上来,经过十多年的攻读,终于悟出了儒、佛、道互补,互相联系的道理,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学说体系。

  庆历二年(1042年),范仲淹为防御西夏南侵,在庆阳府(今甘肃庆阳)城西北修筑大顺城竣工,特请张载到庆阳,撰写了《庆州大顺城记》以资纪念。

  嘉祐二年(1057年),三十八岁的张载赴汴京(今开封)应考,时值欧阳修主考,张载与苏轼、苏辙兄弟同登进士,在候诏待命之际,张载受宰相文彦博支持,在开封相国寺设虎皮椅讲《易》。期间遇到了程颢、程颐兄弟,张载是二程的表叔,但他虚心待人,静心听取二程对《易经》的见解,然后感到自己学得还不够。第二天,他对听讲的人说:“易学之道,吾不如二程。可向他们请教。”二程由此在京中名声大震。

  然而在同二程谈论道学的要义后,他又很自信地认为自己已经求得道义,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再值得追求,抛弃所有曾经研习过的学说,专心致志学道。表现了他在学术上积极开拓精神,其作《易说》就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。

  宋仁宗嘉祐二年(1057年),张载进士登第,先后任祁州(今河北安国)司法参军、云岩县令(今陕西宜川境内)著作佐郎、签书渭州(今甘肃平凉)军事判官等职。在作云岩县令时,办事认真,政令 严明,处理政事以“敦本善俗”为先,推行德政,重视道德教育,提倡尊老爱幼的社会风尚,每月初一召集乡里老人到县衙聚会。常设酒食款待,席间询问民间疾苦,提出训诫子女的道理和要求,县衙的规定和告示,每次都召集乡老,反复叮咛到会的人,让他们转告乡民,因此,他发出的教告,即使不识字的人和儿童都没有不知道的。在渭州,他与环庆路经略使蔡挺的关系很好,深受蔡挺的尊重和信任,军府大小之事,都要向他咨询。他曾说服蔡挺在大灾之年取军资数万救济灾民,并创“兵将法”,推广边防军民联合训练作战,还提出罢除戍兵(中央军)换防,招募当地人取代等建议。他还撰写了《经原路经略司论边事状》和《经略司边事划一》等,展现了军事政治才能。

  宋神宗熙宁二年(1069年),御史中丞吕公著向神宗推荐张载,称赞张载学有本原,四方之学者皆宗之。神宗召见张载,问他治国为政的方法,张载“皆以渐复三代(即夏、商、周)为对”。神宗非常满意,想派他到二府(中书省枢密院)做事。张载认为自己刚调入京都,对朝廷王安石变法了解甚少,请求等一段时间再作计议,后被任命为崇文院校书。当时王安石执政变法,想得到张载的支持。有一天见到张载,对他说:“朝廷正要推行新法,恐怕不能胜任,想请你帮忙,你愿意吗?”张载一面赞同政治家应大有作为,但又含蓄地拒绝参与新政的行为,遂渐引起了王安石的反感。张载上奏辞去崇文院校书职务,未获批准。不久被派往浙东明州(今浙江省宁波)审理苗振贪污案,案件办毕回朝。此时张载之弟监察御史张戬因反对王安石变法,与王安石发生激烈冲突,被贬知公安县(今湖北江陵),张载估计自己要受到株连,辞官回到横渠。

  张载回到横渠后,“俯而读,仰而思。有得则识之,或半夜坐起,取烛以书…… ”依靠家中数百亩薄田生活,整日讲学读书。在这期间,他写下了大量著作,对自己一生的学术成就进行了总结,并亲自带领学生进行恢复古礼和井田制两项实践。为了训诫学者,他作《砭愚》、《订顽》训辞(即《东铭》、《西铭》),书于大门两侧。张载对推行“井田”用力最多,他曾把自己撰写的《井田议》主张,上奏皇帝,并与学生们买地一块,按照《周礼》的模式,划分为公田,私田等分给无地、少地的农民,并疏通东西二渠“验之一乡”以证明井田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。今横渠镇崖下村,扶风午井镇、长安子午镇仍保持着遗迹,至今这一带还流传着“横渠八水验井田”的故事。

  宋神宗熙宁十年(1077年),秦凤路(今甘肃天水)守帅吕大防认为张载的学术承继古代圣贤的思想,可以用来复兴古礼矫正风化,上奏神宗召张载回京任职。此时张载正患肺病,但他不愿错过施行政治理想和主张的机会,便带病入京。宋神宗任用张载担任同知太常职务(礼部副职)。当时有人向朝廷建议实行婚冠丧祭之礼,下诏礼官执行,但礼官认为古今习俗不同,无法实行过去的礼制。唯张载认为可行,并指出反对者的作为“非儒生博士所宜”,因而十分孤立,加之病重,不久便辞职西归。同年十二月行至临潼,当晚住在馆舍,沐浴就寝,翌日晨与世长辞。享年五十八岁,临终时只有一个外甥在身边。

  张载一生,两被召晋,三历外仕,著书立说,终身清贫,殁后贫无以殓。在长安的学生闻讯赶来,才得以买棺成殓,护柩回到横渠。翰林院学士许诠等奏明朝廷,乞加赠恤。神宗下诏按崇文院三馆之职,赐丧事支出“半”数。

  北宋神宗元丰元年(1078年)三月,张载葬于横渠大振谷其父张迪墓南,与弟张戬墓左右相对。

  南宋宁宗嘉定十三年(1220年),宋赐谥“明公”。

  南宋理宗淳祐元年(1241年),赐封郿伯,从祀孔庙。

西铭

宋代北宋·张载

  乾称父,坤称母;予兹藐焉,乃混然中处。故天地之塞,吾其体;天地之帅,吾其性。民,吾同胞;物,吾与也。

  大君者,吾父母宗子;其大臣,宗子之家相也。尊高年,所以长其长;慈孤弱,所以幼其幼;圣,其合德;贤,其秀也。凡天下疲癃、残疾、惸独、鳏寡,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。